民国日本与东北的互动
白坚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18岁中秀才。1907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并成为至交。
民初，曾任记者和政府低级僚属。期间，与李大钊创办法政杂志《言治》。1917年，被江苏督军李纯聘为顾问。1922年，受吴佩孚聘，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署、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极受倚重。由于调和直系京、保、洛三派有功，获一等文虎章勋二位。1924年，白坚武任第二次直奉战争吴军总参议，坐镇中军，调兵遣将，风头出尽。吴佩孚曾亲自许诺，打败奉军后保荐白坚武担任内阁总理。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直系败北，组阁之梦化为泡影。其后国民党北伐，吴佩孚彻底失败，白坚武被迫下野，在天津做寓公。1933年初，白坚武开始与日本人接触。两年后，遂有“丰台事件”，由此成为全国闻名的汉奸首领。
白坚武之所以沦为汉奸，是因为北伐之后，白坚武组阁之梦彻底破灭，政治生命结束。原本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而今只能靠经营货栈为生，成为失意政客。此种地位的巨大变动，使他敌视南京政府。加之白坚武出身法政学堂，早年曾受过民主、自由、宪政思潮的影响，国民党实行训政、以党治国、控制言论，遂更增加不满情绪。
白坚武经常在日记里大骂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标榜训政却无法可依，较之北洋时代实为历史的倒退：“党人所取舍恒以孙中山为护符，可谓恶作剧。凡无论若何政治组织，必有根本法为之准据，方可规范一切。今党府而无约法，但凭二三委员口含天宪，任意颠倒为之，无论一般人民之权利生命不知所适从。训政时代而无约法，未知果何据以为训也？”白坚武还对三民主义详细批判，认为其胡乱拼凑、谬误百出，根本不成为一种主义。
白坚武敏锐地看到，国民党虽然标榜一党专制，内部却勾心斗角，纠纷不断。胡汉民有胡汉民的主张，汪兆铭有汪兆铭的主张，乃至人人都有，却又不敢公开为自己所见，假托孙中山名义。对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持续发动内战，罔顾日本问题，以致坐失收复失地的良机，在建设方面亦不上轨道，他更表示非常愤慨。他在日记里以打破此种一党专政为志愿，并表示出任何时候都不与党国发生关系的决绝态度。
当然，政治上彻底边缘化的白坚武并未完全与党国决裂，也曾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或理论去影响政治。1927年以后，他为解决中国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难题，提出了所谓“教育公有”的观点。在他看来，为消灭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既保护资本主义，又遏制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其解决之法不在共产革命和阶级斗争，也不完全在劳资合作或实现阶级调和，教育公有才是根本性的解决之法。教育公有即国家保证每一个孩子平等的教育权，实行一种强制的教育。如此，便可以使贫穷者免遭无力求学之虞，也使富人不得依靠其经济实力，使孩子享受特殊的教育资源。白坚武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同，但国家必须提供这种平等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社会政策的调节。
其说实际平淡无奇，但白坚武自信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日后必将大行于天下。他托在国民党内任事的旧僚将自己的意见转交中央，但转交后无人理睬。当时的政治情形也不利于白坚武。他将《教育公有论》写成小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后，正值1929—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国人目光都集中于这场战争，这本书没有引起任何影响，亦少有人关注。白坚武手中没有权力，其思想无法转化成实践，学说不能行于天下，成为心中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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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贡桑诺尔布去日本东京考察。
1868年以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19世纪末，其经济、军事实力已经跨入了世界强国之列。对此，贡桑诺尔布虽有耳闻，但并未亲见，他很想亲临实地进行一番考察。于是，他通过日本陆军少将中村爱三和在北京的日本陆军少将山根武亮，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访日申请，得到批准后，由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安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成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带着几个随从，背着清朝政府，搭乘日本邮船从天津东渡日本考察。在日本期间，贡桑诺尔布参观了在大阪举行的第五次劝业博览会，考察了日本的工业、教育、军备等情况，受到了日本首相大隈伯爵及其他阁僚的接待，还结识了许多日本朝野社会名流，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日本东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等，与他们分别讨论了练兵、兴学、办实业问题，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在《博览会志游日本客中》的诗中叹道：“扶桑本海隅，事事争前驱，地大物博者，何以反较输。”又写道：“愤发本天性，好取他人镜，莫事空羡叹，凡事始争竞。”回国后，即在旗内力推政治维新，办武学堂、女学堂，兴办各种实业，喀喇沁右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贡桑诺尔布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考察日本后回到北京，七月回旗，着手兴建女子学堂和军事学堂。
在日本陆军次长福岛中将的推荐下，贡桑诺尔布从上海务本女学堂聘请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于十一月初三（12月21日）来到喀喇沁右旗王府帮助筹办女子学校。贡桑诺尔布改修“燕贻堂”为校址，十一月初十（12月28日），毓正女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贡桑诺尔布和福晋善坤及王府官员、地方绅士200多人参加了开学典礼。福晋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如下演说：
男子和女子本来是平等的人，但我国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是对的，一般不求学是极普通的。但是大家想想看，作为一个人，假若不学习的话，得不到知识，没有见解，不是成了一个没用的人，白活一辈子吗？男女本来应当是平等的，之所以男的高贵女人卑贱的原因，就是由于学习与不学习所造成的。
凡是男子，有符合男子份内应作的事业；女子，有合乎女子身份的事业。关于国家的事，男子应专心尽力地去做，家里的工作主要属于女子的责任。假如女子没有学问，又缺乏才能的话，男子就不得不兼做家里的工作，其结果就要耽误属于男子份内的国家事业。因此，去年冬季设立了崇正学堂，今年夏天设立了守正武学堂，现在为女子又开设了毓正学堂。然而，不懂这些道理的人们，说什么设立这些学堂不经济啦，什么白受累啦等，好像做了多余的事情似的进行反对。至于世界各国的兴盛与蒙古的衰弱是由学与不学给区分开的，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察觉到。
女子教育是非常紧迫而重要的。女子结婚后，成为一家的主妇，要处理家务和教育子女，哪一样都需要知识。所以各国都在发展女子教育，甚至普及到了没有一个文盲的程度，连我国的男子也不及他们女子进步。这些事情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详细说明的，但总的说来学习文化是获得各种知识的根本。一切礼貌、举止、言谈等对女子来说也是极重要的。把这两方面的事情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通过学堂来完成的话，蒙古的妇女们也能和各国妇女一样会进步的。
这次河原先生不远数千里，来到了我们这里，大家要听从老师的教导，努力学习，不要虎头蛇尾，要始终贯彻下去。只有这样，从事建校官员的劳累，王爷和我的一片苦心才不算白费，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满足的了。
毓正女学堂开学之初，只招到24名学生，多数是王公贵族的女儿和王府侍女，为扩大影响力，贡桑诺尔布让自己的妹妹兰珍也到学堂就读。
一些旧派人物为反对贡桑诺尔布办女学，造了许多谣言，什么“王爷要选五百童男童女送往日本还债”、“王爷要招一百名小姑娘送往日本”等。送住日本干什么？有的说“日本人要吃”，有的说“把骨头取出来做肥皂”，还有的说要将她们“挖目剖心，用做照相材料”等等。据《蒙古纪闻》载，当时，“喀喇沁右旗东南半边一时摇动，倒房卖地，欲向北方逃避。该王闻信，派员前往开导并禁彼出境，去使至‘甘珠苏穆庙’拦阻，追回者约八百余户。其由他路出走者皆未能追回，尚有五百余户之多。”
随着毓正女学堂的开学授课，谣言不攻自破。旗民们逐步认识到了送女入学的好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了。到当年春节前，学生增至60名，最多的时候达到了80名，另有幼稚生30名；分3个班教学。
毓正女学堂的名字是贡桑诺尔布亲自撰定的，校务由贡王福晋善坤亲自主持，河原操子为总教习，聘巴图敖其尔（汉名伊宪斋）为蒙汉文总教习，喀喇沁中旗宁姓女子为蒙文教员，又由北京聘请状元徐郙的第八女张夫人（从夫姓）为汉文教员，河原操子教日语、算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
课程设置编辑
蒙文、汉文、日文、历史、地理、算术、修身、博物、卫生、生理、图画、音乐、体育、裁缝、家政等。为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河原操子的提议，学堂还举办了同窗会、游园会，寓教于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据史料载，毓正女学堂学生入学有大车接送，午间学校备午餐，路远者准其寄宿。
毓正女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创办较早的女学堂之一。上海的务本女学堂和爱国女子学校在国内是创办最早的两所女子学校，创办时间都是1902年，毓正女学堂创办于1903年，创办时间在国内排位第三，在蒙古地区是第一所女子学堂。朝廷为奖励毓正女学堂的办学成就，于1907年赏给“壸教畅明”匾额一方。“壸”又作“阃”，指妇女。“壸教”指女子教育，“畅明”意为十分明亮，“壸教畅明”的含义是赞扬毓正女学堂的女子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河原操子回国，贡桑诺尔布选派毓正女学堂学生何惠贞、于宝贞、金淑贞同行，进东京实践女学校学习。
毓正女学堂共办了6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贡桑诺尔布进京供职，福晋随同进京，毓正女学堂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到宣统元年（1909年），女学堂取消。幼稚园因为没有经费来源，也随女学堂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