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俄国哲学船事件

历史1922年8月，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等地，数百名教授和作家突然遭到逮捕，苏联当局逼迫他们签署同意限期自愿离境的文件，并保证不得擅自回国，否则将被立即处死。

这些人除少部分乘坐火车离境外，主要分乘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经波罗的海前往德国。

由于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俄罗斯历史学家遂将此称作“哲学船事件”。

此次有计划有系统的驱逐事件曾震惊世界，八十年代苏联档案解密后，真相终于得以面世，并引起历史学家的广泛注意。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工业国有、征收余粮、商品配给、义务劳动等，结果导致全国大规模饥馑，许多农村地区颗粒无收，十室九空，受灾数字达3300万人。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抗征粮、工人罢工和水兵起义的事件，而《真理报》每天却还在发表歌颂伟大建设成就的文章，比如政府决定修建一座全世界最大的火葬场等等。当彼得格勒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在工人集会上表示，苏维埃前所未有地给劳动者提供了免费食品、衣服和住处时，工人们在下面回答说，在沙俄时期服苦役，这些也都是免费的，而且还要好一些。

面对政权危机，列宁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并动员知识界名流向世界募捐赈灾，但他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感到十分恼怒。就连著名的科学家巴甫洛夫也经常发言批评政权，并拒绝当局要为他出版著作和建立实验室的动议。虽然自由遭到压制，这些旧俄知识分子仍试图保持传统，定期请朋友在家中聚会，创办协会和杂志，举办讲座。那个时期，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莫斯科的家成为一个精神中心，书房的煤油灯、越橘茶和点心欢迎着来客。

在物质最匮乏的年代，他和他的朋友却热衷于讨论俄罗斯的精神问题，以致于他曾一度遭到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的亲自审讯。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倾向社会革命党或立宪民主党，不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社会学家索罗金在校庆会上发言说，青年人的理想应当是个人自由、个人主动性和责任感、对他人自由的尊重，用改革代替革命、自我管理代替无政府主义。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宣称接受苏维埃的经济、社会体制，但却反对苏维埃对自由、个性和精神的敌视。在他看来，革命中断了世纪初的文化复兴运动，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终结。这一切当然不会为新政权所容。索罗金甚至因调查饥馑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被禁止授课和追捕，只得东躲西藏。

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新政权决定将一百多名教授、学者驱逐出境。用列宁的话说：“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这些人先是被逮捕，然后是接受询问：“你对苏维埃政权怎么看？”“你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作用怎么看？”“你对境外侨民怎么看？”

对于第一个问题，哲学家奥古斯托维奇的回答是：“布尔什维主义是俄罗斯民族之魂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和道德病症。”

哲学家亚历山大洛维奇的回答是：“苏维埃政权是社会精神重症数百年来在俄罗斯逐渐恶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出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并坚决否认自己在从事推翻政权的政治活动，认为驱逐他们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同时，他们在审讯中也都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学术的自由，其中别尔嘉耶夫的证词最具代表性：“我认为所有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任务是坚守崇高的精神本原，使物质本原服从精神文化理念，成为科学、道德、美学认知的载体。我认为，社会团体的成员与国家政权的成员应该相互促进和合作。”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驱逐了，许多审讯员甚至劝他们离境。

这些被驱逐的学者和作家也意识到，与那些被枪杀或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的人相比，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俄罗斯已不再需要他们，不再需要思想。德国方面拒绝了苏维埃政权给这些知识分子办集体签证的要求，认为德国不是西伯利亚，但很乐意为这些文化名流办个人签证。于是他们匆匆卖掉东西，带上家眷和行李就启程了。

在彼得格勒还发生了一件事，轮船延期了两天，许多当地人冒着风险，邀请他们去自己家中居住。后来在船上，作家奥索尔金为过命名日的女性发表了祝酒辞：“智慧、信念与希望和我们在一起，但没有爱情，爱情留在那里——俄罗斯了！”

乘客们全都哭了起来。

托洛茨基曾对外宣称，驱逐出境是一种“预防性仁慈”，但他没有预料到，这一荒谬的驱逐却使这批俄罗斯文化精英免遭后来古拉格群岛的命运，他们的学术事业也在侨居国外时达到了顶峰。

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精神的研究，对欧洲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索罗金则在哈佛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并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在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

他们再也没有返回俄罗斯，直到七十多年后，他们的精神遗产才终于回归故土，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