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上）
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
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先民在民族意识这个问题上远比我们现代人开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就是合理的。因为古人的意识中虽然少有血统歧视，但多文化歧视，比如说历代统治者在讨伐外族的檄文中总会有“不服教化”的字眼，西晋司隶校尉傅玄再给晋武帝的献策中有如下记载：“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蔠葐传》)《晋书四夷列传》则称：“夷狄之徒，名教所绝。”即便是主动将鲜卑秃发部内迁的邓艾亦对司马师提过将内迁胡族迁往塞外的意见，言论如下：“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由于汉魏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歧视十分严重，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多是歧视性政策，甚至很多政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西晋的民族政策继承于曹魏，其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但这个“移民实边”与秦皇、汉武时期的移内陆汉族百姓至边塞充实边界不同，而是迁徙塞外胡人于塞内，以实户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赋税、徭役。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三国时期朝廷能控制的户口锐减，户口锐减的原因在本书第一章第3节有过介绍。户口减少之后意味着统治者所需的赋税、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统治集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掳掠人口，对象包括敌对国家和周边各少数民族。
比如说东吴多次讨伐东南山区的山越族，掳其民众为兵户，孙权甚至派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师前往夷州(今台湾)掳掠当地夷族。同时期的蜀汉军中亦有不少羌人，诸葛亮平南中之后，也有让少数民族内迁，《华阳国志圠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曹操讨伐乌桓蹋顿部之后，亦收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都是中原政权以武力方式强制胡族内迁，特别是羌族内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
二、在东亚地区，北方属于苦寒之地，西北为荒凉沙漠，西南多高山峻岭，在当时的科技水下，生存环境很是恶劣，但这些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部落互不统属，相互劫掠，所以他们中有不少部族也有着强烈的内迁欲望。比如说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内附，以及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族都有主动内附的相关记载，对于严重缺乏户口的魏、晋统治者自然是欢迎的，不但能削弱塞外胡族的力量，将他们安置与塞内各处，与汉民族杂居，按口缴纳赋税、服徭役，自然可增强国家实力。
正常情况下，外族内附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好事，毕竟在古代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更重要，而且他们内附之后与汉族接触日益频繁，也就开始了汉化的进程。但是外族内附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胡族毕竟与中原百姓有异，语言不通、服饰不同，生产活动迥异，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相对汉民来说独立性很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不高，这对统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所以傅玄认为：“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蔠葐传》)
在谈论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之时，我们首先得注意一点，内迁胡族与塞外胡族是有区别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晋书食货志》载：“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在西晋时期内迁的胡族和编户一样是要缴纳赋税的，同时也是朝廷征兵的对象，史书上关于中原朝廷征用鲜卑、乌桓、匈奴部众出征的记载有很多，这说明内迁胡族已经接受中原国家统治。按现代说法，内迁胡族已经属于国民，与塞外民族不接受朝廷封号、不确定统辖关系的外族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古人的经验远不及今人，胡族内迁确实有为害的一面，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而且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魏晋时期的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还是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统治政策过于粗暴。
西晋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模式很是复杂。为管理周边民族事务，西晋在民族聚居区设置校尉府。比如说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晋初废宁州，设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诸夷;在成都设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楯诸蛮;设东夷校尉，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管理辽东、辽西鲜卑、乌桓各部;在襄阳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地区蛮族事务。
两汉以来，中原政权还设置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以管辖这些族群，西晋时期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职多由地方州郡长官兼职，比如说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之时便兼领护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由此可知西晋对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杂的。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以夷伐夷”(《后汉书錠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即便是主张以武力方驱赶内迁胡族的江统也在其《徙戎论》中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西晋初年发生的数起民族冲突其实已经给西晋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乱华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
3、南匈奴的形成与兴衰
西晋全盛时期也不过19州，不受或较少受到民族问题困扰的仅有汉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兖、冀6州，可见西晋民族问题之严峻。西晋初年因为民族问题而造成的动乱主要有四起，一是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二是匈奴刘猛的叛离，三是匈奴郝散起义，四是氐人齐万年起义，这四起事件最终都被西晋以武力的方式平定。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在五胡乱华的前夕，所以笔者将费些章节详细介绍当时的民族迁徙、分布、处境，更方便读者理解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
汉魏以来，史书上有过内迁记载的民族有鲜卑、匈奴、乌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丽等，而在西晋国内自古还生活着巴、賨、蛮、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每一个族群都还有不少互不隶属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新的种群。在这些生活在塞内的各部族中，尤以生活在并州一带的匈奴势力对西晋最具威胁。
匈奴是生活在蒙古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晋书北狄传》载：“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可见匈奴历史可追溯到古老的夏朝时期。秦汉之际，匈奴在塞外崛起，“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意同力，故难制也。”(《盐铁论》)匈奴先是趁楚汉相争之时重新夺回了被秦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平原，又于公元前200年率领40万大军围困汉军32万于白登，作为大汉开国之君的刘邦也不得不贿赂单于阏氏才得以逃脱。此时的匈奴之强，让大汉颜面尽失，只能采用和亲之计，甚至以刚毅著称的吕后也不得不强忍冒顿单于的书信之辱。
虽然汉庭“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汉书匈奴传》)，但匈奴贪暴不减，对边境多有寇掠，如(《汉书晁错传》)所言：“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
西汉初年国内历经多年战乱，国力凋敝，而国家新定，尚有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汉庭不得不对匈奴隐忍。但是经过数十年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仓廪殷实，已有充足的物资基础，终于向匈奴人发起了反击。汉军从公元前133年马邑之围开始主动出击匈奴，虽然此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却拉开了大汉反击匈奴的序幕。经过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4年的漠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西汉成功将匈奴势力驱赶到漠北，又于前119年发动漠北之战，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汉书匈奴传》)经此数战，匈奴势力渐衰，国力大减。然而汉武帝并不罢休，继续追击匈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汉书匈奴传》)
由于连年用兵，西汉国力也有所损耗，特别是汉武帝晚年急于求成，对匈作战多有败绩，终是下轮台罪己诏，从此罢兵。经过汉武帝的反击，匈奴寇掠行为大为减少，到了汉宣帝时期，匈奴人想虏获大汉远嫁至乌孙的公主，应乌孙王请求，汉军于公元前72年与乌孙相约攻打匈奴，此战“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汉书匈奴传》)这年冬季，蒙古草原发生罕见雪灾，人畜冻死极多，周边备受匈奴欺压的各民族趁机反击，丁零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汉朝也出动骑兵分三路深入草原，匈奴死伤惨重。如此这番，匈奴国力大衰，其附属国也都叛离，匈奴单于不但不敢犯大汉天威，甚至放下脸面主动提议要求和亲，于是“边境少事矣”(《汉书匈奴传》)。
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国内发生内乱，前后有五人自立为单于，各部相互攻击。郅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呼韩邪被迫向西汉称臣内附，成为第一个到中原朝见天子的匈奴单于。郅支单于害怕，率部远走西域，随后呼韩邪率部北归，匈奴国内遂安。前36年，汉将陈汤纠合西域屯田吏卒与各国兵众灭郅支单于，呼韩邪既喜又怕，入朝请求和亲，汉庭便以王昭君出塞，被封为宁胡阏氏，两国边塞四十年无事。王莽篡汉，两国关系出现恶化，王莽又与匈奴交往不得其法，匈奴再次为患，“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汉书匈奴传》)王莽本想集结三十万大军，对匈奴穷追猛打，把他们赶到丁零去，结果只集结了部分军马，不能出击，徒费粮食，加上匈奴的劫掠，“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汉书匈奴传》)
东汉建立后，匈奴人的进扰日甚，中原又历经多年内乱，两国形势可与西汉初年类比，“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光武帝考虑到中原初定，对匈奴的骄横也只能强忍。然而匈奴人寇掠日盛，州郡不能禁，光武帝被迫于公元33年派遣大司马吴汉统兵五万北击匈奴，但师老无功，只能迁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汉庭只能增缘边兵，每部数千人，总体而言只是被动防御。公元45年，西域十八国备受匈奴压榨，希望汉庭复立都护，然而光武帝忙于内部事务，无力经营西域，于是拒绝。
不过东汉的运气比起西汉来说要好得多。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之后，生有一子，名叫伊屠智伢师，为匈奴右薁鞬日逐王(后为右谷蠡王)。呼韩邪单于临死前，当心诸子争权，所以立长子为单于，约定死后依次传位给弟弟，匈奴得以稳定数十年。当传位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之后，他并不想传位给弟弟伊屠智伢师，而是想传位给长子，所以立长子为左贤王，并把伊图智伢师杀了。
前乌珠留若鞮单于的长子名叫栾提比，统帅南部边界及乌桓部落，他对伊图智伢师被杀之事很是愤恨，“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后汉书圠匈奴列传》)”栾提比担心乌达鞮侯单于将会杀他，于是很少参加王庭聚会。单于对比产生怀疑，派去两名骨都侯监视比的部众。
46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病逝，传位给儿子，号乌达鞮侯单于。恰巧草原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匈奴中两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疾疫，死耗太半。”(《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单于害怕汉军趁机袭击，派使者前往中原请求和亲。光武帝同意。47年，栾提比派人献上匈奴地图，请求归附。乌达鞮侯单于知道消息后，派遣一万骑兵前去袭击。然而栾提比所属八部兵马共有四五万人，单于骑兵不敢造次，于是撤回。次年，比自号呼韩邪单于，与他祖父的名号相同，希望和祖父一样，归附汉朝之后得以安宁。48年，栾提比自立为南单于，号醢落尸逐鞮单于，向东汉称臣，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光武帝同意南匈奴内附，建王庭于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其部众被汉光武帝安置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在今天内蒙河套、山西北部一带。次年，南单于遣军一万攻打北匈奴，生擒北匈奴左贤王。北单于震恐，后撤千余里，所属三万余人归附。
50年，光武帝派人出使南匈奴，南单于接见，使者命其趴在地上拜接诏书，南单于心里虽不愿意，但也只得下拜，可见此时的南匈奴汗国虽然有其政权，但形势同附属国无异。汉朝又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一可保护南匈奴安全，二可参与匈奴内部事务。同年夏天，南单于所俘获的北匈奴左贤王不愿臣服汉朝，率部三万余人北逃，后发生内杠，相互袭击，左贤王自杀，仅剩三千部众南归，又被北匈奴截获。同年南匈奴南迁王庭于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此时的南匈奴已为汉朝藩屏，依旧设立诸部落王，帮助东汉捍戍北部边疆，部落王皆领部众，驻守在边郡各处。北单于见南匈奴得到汉朝庇护，十分惶恐，送回此前所掠夺得汉民以示善意。史书称北匈奴每次入寇攻打南匈奴，经过汉朝边塞之时，都会道歉：“自击亡虏日逐(比最初为匈奴日逐王)耳，非敢犯汉民。”
同一时期，最初生活在东北的鲜卑人南迁至辽东塞外，辽东太守祭肜以财物引诱鲜卑首领偏何攻击匈奴，将人头献与官府接受赏赐。“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资政通鉴眠44》)东汉北部边防形势得以好转。
73年，东汉明帝派遣祭肜、窦固等将领，联合南匈奴、羌、乌桓等军讨伐北匈奴，北单于逃往漠北，除窦固之外，各路大军无甚斩获。同年，东汉遣班超出使西域，原先臣服于匈奴的各国开始转投东汉，又以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属国车师，大败北匈奴援军。在此之前，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已经中断了65年。
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人入塞归附，前后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
87年，鲜卑族南迁进入原来匈奴左地，今内蒙东南辽河一带。鲜卑人进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扒下单于的皮。于是北部匈奴王庭大乱，一时之间，屈兰、储卑、胡都须等北匈奴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前往东汉边境投降。
北匈奴的处境愈加艰难，“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南单于想趁机吞并被匈奴，汉庭同意，于是在公元89年派遣车骑将军窦宪统帅各军北伐，南匈奴出精骑一万，两军集结后在稽落山与北匈奴单于会战。北匈奴大败，汉军斩北匈奴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此战汉军“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窦宪)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资政通鉴眠47》)次年，南匈奴袭击北匈奴，北单于深受重伤，仅以身免。经此数战，被匈奴元气大伤，而南匈奴逐渐强盛，“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后汉书圠匈奴列传》)
北匈奴在漠北的生存状况不断的恶化，不但要面对汉军与南匈奴的追击，东部鲜卑、乌桓的进扰也越来越频繁，而且东汉又联合西域各国驱赶北匈奴势力，北匈奴势力进一步削弱，只得后退数千里以避战。
公元91年，窦宪出塞五千里，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军，蒙古草原已经没有北匈奴的生存空间，只得率残部开始西迁。鲜卑人便乘此机会辗转迁徙，占据了匈奴故地。草原上残存的十余万户匈奴人也全都自称为鲜卑人。唯有北匈奴右谷蠡王率领数千部众驻扎在蒲类海(今新疆镇西县巴里坤湖)一带放牧，并自称单于，继续为患西域。
南匈奴在这一时期势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他内部部落林立，又受到汉庭严密监管，匈奴单于威望不高，并不能统帅部族。而且东汉所任官员又非绥远之才，多轻辱欺诈匈奴人，致使南匈奴时有叛变，如《后汉书陈龟传》载：“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不过总体来说，南匈奴是东汉北部的屏障，这一时期北部边疆的威胁主要来至鲜卑。面对这一外敌，南匈奴时常与汉军协同抵御，部众也常常受到汉庭征调。而且匈奴各部与汉族杂居，已经开始汉化进程。《晋书北狄传》载：“(汉魏时)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可见南匈奴部众已与编户无多大差异，受地方官员管理，唯一区别在于不需要缴纳贡赋。
总体来说，东汉对南匈奴的控制是在逐渐加强的，但是地方长官贪暴，征调匈奴部众十分频繁。匈奴部众若反叛，必将遭到汉军严酷征讨，若不反叛，地方官吏的压榨只会愈加严重，所以匈奴单于往往夹在汉庭与部落之间左右为难，这使得单于的地位越来越低，被汉庭逼迫自杀的有，部族反叛被杀的亦有。
94年，匈奴单于安国与中郎将杜崇不和，单于便上书控告杜崇。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留单于的奏章，使单于无法申诉自己的意见。单于准备叛逃，汉庭出兵袭杀单于，立左贤王师子为新一任单于。不久，新降附的北匈奴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叛变，他们胁迫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日逐王逢侯，立他为单于，准备逃往漠北。汉庭下令讨伐，叛军大败，损失惨重，但也成功逃往塞外。
109年，南匈奴单于受汉人韩琮挑拨，率部起兵作乱，围困匈奴中郎将耿仲数月，又以骑兵寇掠常山、中山。汉军反击，单于害怕，向汉军投降，归还掳掠的汉民男女及羌人所掠转卖入南匈奴者万余人，汉庭赦免其罪。
119年，鲜卑入寇，杀掠吏民。度辽将军邓遵和中郎将马续率领南匈奴单于进行追击，大败鲜卑军。
123年，鲜卑骑兵万余人攻打南匈奴，匈奴日逐王战死，千余人被杀。次年，南匈奴单于檀去世，他的弟弟拔继位，即乌稽侯尸逐单于。当时，鲜卑屡次侵犯边境，东汉度辽将军耿夔率领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新归降的部落连年出塞作战，返回后又让他们到各要塞驻守。耿夔征调匈奴十分频繁，新归降的人都十分怨恨，其首领阿族等人于是反叛，并胁迫呼尤徽，要呼尤徽与他们一同离去。呼尤徽不同意，并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阿族率部众北逃，汉军追击，叛军几乎全军覆没。
140年，南匈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反叛，并招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护匈奴中郎将陈龟认为单于休利不能控制部下，于是逼迫单于及他的弟弟左贤王一道自杀，致使匈奴人更加怨恨，反叛愈演愈烈，直到144年才平定叛乱。
158年，南匈奴不满东汉州郡长官暴虐，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汉庭采纳京兆伊陈龟之策，重新任命幽州、并州刺史，京兆虎牙营、扶风雍营的都尉，郡太守和都尉及以下的官吏也多有更换。同时减免并州、凉州一年租赋。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不久便大破匈奴部众。张奂以南单于居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于是将其拘禁，奏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汉桓帝认为居车儿一心向往朝廷教化，所以让他继续担任单于。
187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羌渠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命令左贤王领兵出征，然而国内部众担心汉朝征发部众不会停止，于是十余万人反叛，羌渠单于被杀，国人立其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到了曹魏时期，匈奴单于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中原经历过严重战乱之后，户口大为减少，统治者为弥补兵员不足的情况，调动匈奴骑兵战争的现象也更常见，而且地方豪强为了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招匈奴人为佃户的情况也很常见。
於扶罗继位后，杀害羌渠单于的南匈奴人于是叛变，共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无力控制形式，只好前往洛阳向汉廷控诉。正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於扶罗便率领数千骑兵联合叛军一同劫掠郡、县。然而当时百姓都聚集在坞堡里自守，於扶罗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自己的部队却有不少伤亡。於扶罗本想返回匈奴，但匈奴人并不接纳，只好停留在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后又参与诸侯混战。须卜骨都侯于次年逝世，南匈奴单于之位空缺，由须卜骨都侯的父亲代行单于之权。195年，於扶罗去世，他弟弟呼厨泉继位，率部驻在平阳。202年，袁绍病逝，其子袁尚派遣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干、南单于呼厨泉一同攻打河东，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困呼厨泉于平阳，钟繇击败郭援，呼厨泉遂向曹操投降。
216年，曹操担心匈奴户口迅速增加，渐渐会难以控制，于是命令呼厨泉单于前来朝见，曹操借机把他留在邺城，派呼厨泉的叔叔右贤王去卑监理其国事务。按照匈奴传统，左贤王为单于继任者，呼厨泉当时以兄於扶罗之子刘豹为左贤王，即是准备以刘豹为单于继承人。曹操以右贤王统领国事，目的自然是离间左右贤王的关系。后来司马师当权时，左贤王刘豹的部众最盛，时任城阳太守的邓艾建议扶持去卑之子刘猛，让其居于雁门，以分匈奴之势。司马师同意。
不但如此，曹操还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立一个贵族为统帅，并选派汉人作司马监督他们。魏末，又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属汾阳);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郡(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从此之后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不过是个虚号，南匈奴汗国的政权形势就此灭亡。如《三国志粱习传》所言：“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虽是如此，但南匈奴的势力依然很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称：“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晋书张统传》)
4、西晋初年匈奴的境遇与刘猛起义
到了西晋初年，依然不断有塞外匈奴余种内附。史书有记载的匈奴在西晋初年内迁情况如下：
265年，塞外发生大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西晋让他们居于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汉人杂居，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的身影。生活在塞外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天陕西北部、内蒙南部、甘肃东南部，与其他民族杂居，或融入其他民族，或形成新的种族。
284年，匈奴酋长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余人归附。
286年，匈奴部落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
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率领一万一千余口、牛羊十余万头来降，并贡其方物。
当时迁入塞内的匈奴人种类繁多，主要有屠各部、鲜支部、寇头部、乌谭部、赤勒部、捍蛭部、黑狼部、赤沙部、郁鞞部、萎莎部、秃童部、勃蔑部、羌渠部、贺赖部、钟跂部、大楼部、雍屈部、真树部、力羯部，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其中以屠各部最为豪贵，历任南匈奴单于皆出此部。又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而且在伐吴之役中，晋武帝很可能调动了匈奴部众，《晋书北狄传》载：“武帝时，有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随着南匈奴汗国政权的灭亡，中原朝廷对匈奴的控制愈加强化，这时期匈奴汉化的进程也加快不少，匈奴贵族以西汉时期与匈奴结盟，相约为兄弟，冒顿单于又娶汉朝公主，匈奴贵族便把姓氏改为了刘姓。胡人改汉姓自然属于汉化的现象，而且匈奴汉化程度要比想象的高多了，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名叫刘渊，在洛阳为人质，《晋书刘元海传》称其：“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可见他汉化之深，算得上精通汉学了。其子刘和也是“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还有羌渠单于之子刘宣“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可知当时匈奴贵族应该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汉化。
此时匈奴的处境除了逐渐在汉化以外，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又进一步降低，如刘宣所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这还是匈奴贵族的境遇，普通部族处境更艰难。《晋书謠恂传》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可见当时有大量的匈奴人迫于生计而成为地方豪强的佃户，同时也说明了此时的部分匈奴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畜牧生产方式，转为农耕，与汉民无甚区别。
西晋初年，出自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羯族人主要生活在上党一带，即今日山西东南部，处境与匈奴无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即是羯族人，他年轻时也是替汉人地主耕种为生，遇到自然灾害时，并州官员大量捕获胡人卖为奴隶，石勒不幸被捕。按照西晋的法律，如果贩卖良家子将会处以重罚。《华阳国志》记载了一个故事：氐王杨难敌曾派养子前往梁州贩卖交易，私自贩卖一良家子，结果被官府捉住，梁州刺史张光便把他杀了。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普通胡人地位之低，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因为内迁胡族处境艰难，又受到地方官员的压榨轻辱，所以时有叛乱，如《资政通鉴眠81》所载：“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夷夏之防也愈加严重。我们以刘渊的遭遇为例。
当时大臣王浑出于太原王氏，太原一带属于胡汉杂居之地，所以王浑的民族意识比较开化。刘渊颇有文武才干，王浑很是器重他，并多次向晋武帝举荐。晋武帝召来刘渊与他交谈，对他的才能很是喜爱。后来晋武帝对王浑之子王济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即使是春秋的由余、汉代的金日磾也不能相比。”王济于是顺势举荐，接着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实如圣上所言，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人远矣。陛下若能委之处理东南事务，那么东吴不足平。”晋武帝听后欣然赞许。但是一旁的侍中孔恂、杨珧二人急忙规劝，对晋武帝说：“臣观刘渊之才，当今之世已无人能比，陛下如果给他兵力少了，不足以成事;若给予他足够权威，平吴之后，恐怕他不会北渡继续称臣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自己本部之事委任给他人，臣窃为陛下寒心。如果还要将高峻险要之地赐给他，恐怕是不行的!”晋武帝于是把刘渊晾在一边。后来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西晋遣军平叛，反被叛军击败，凉州因此陷落。晋武帝深以为忧，于是问仆射李憙可用谁为将平定凉州。李憙回答：“陛下应该把五部匈奴动员起来，给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让他率领匈奴人向西进发，那么平叛指日可待了。”晋武帝尚在考虑，一旁的孔恂却说：“李公之言，不是尽除祸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道：“以匈奴之劲悍，刘渊之晓兵，再凭借圣上天威，何不尽之有!”孔恂又说：“如果刘渊真能杀了树机能，那么凉州的祸患将会更深。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晋武帝虽然赏识刘渊，但对他依然不放心，听孔恂这么一说，也就没敢用他。
刘渊在洛阳的这段日子里很不得志，空有一身本领却不能为国出力。刘渊有一个好友，名叫王弥，后来王弥准备返乡，刘渊在九曲河滨为他饯行。几杯酒水下肚，刘渊悲从中来，流着泪对王弥说：“王浑、李憙因为与我是同乡，对我有所了解，也因此在圣上面前举荐我，但总引起一些人乘机大进谗言，反而对我构成危害。我本不想为官，希望你能明白。恐怕我会死在洛阳，与君诀别了。”于是慷慨悲歌，纵酒长啸，其声高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很不幸，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九曲，听说此事后立即派人快马前去察看，果然看见刘渊在那里纵饮长啸抒发对晋庭的不满，遂进宫对晋武帝说：“若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安宁。”当时王浑也在场，他说：“刘元海是长者，我王浑可替君王担保。况且大晋正要向异域表示友好，以仁德怀柔远境，怎么能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杀害属国人质，以显示晋国恩德不广呢”晋武帝认为王浑所言有理，也就没有杀他。
刘渊为匈奴贵族，甚至得到皇亲国戚的赏识(王济为晋武帝女婿，配常山公主)，其处境如此堪忧，更不用说普通胡人了。匈奴右贤王刘猛的叛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刘猛为右贤王去卑之子，去卑逝世之后接替其右贤王之位。曹魏为了分裂匈奴势力，特意对刘猛优待，以分左贤王刘豹之势。然而刘猛的处境并不见得比刘豹要强。刘宣曾解释刘猛叛逃的原因，他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晋书刘元海传》)
关于刘猛叛逃事件史书记载十分简略，史书有关记载仅有几段，如下：
《晋书映帝纪》：“(泰始)七年春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
《晋书尠葧传》载：“是时朝廷皆以(杜)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
《晋书北狄传》载：“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桢素有志略，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
《晋书胡奋传》载：“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陉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
《魏书铁弗刘虎传》载：“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死，虎代焉。”
我们综合这些史料，完全可以分析出刘猛叛变的大致情况。
刘猛叛逃事件发生在271年1月，直到272年1月才平定，前后历时一年。《晋书》称刘猛为匈奴中部帅，而《魏书》称刘猛为匈奴北部帅，考虑到《魏书》中有刘猛部众“居于新兴虑虒之北”的记载，笔者认为《魏书》的记载正确。所以刘猛虽然是匈奴的右贤王，但他统帅的并非匈奴右部，而是匈奴北部，其驻地应当是在新兴郡(今山西忻州)，有部众四千余落。根据《杜预传》的说法，刘猛叛变之后先是南下劫掠了河东、平阳二郡，即今日山西西南临汾、运城盆地一带，这里是西晋并州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见刘猛起兵之后，并没有直接向北逃出塞外，而是南下河东、平阳二郡，想在出塞之前大捞一笔。之后，刘猛北逃，翻越陉岭(今恒山山脉)出塞，驻守在孔邪城(此地不详)。刘猛叛变之后，杜预以散侯(古代无职守或封邑的侯爵，此前杜预因罪免官)的身份入宫设定谋略，晋武帝决定以骁骑路蕃进讨，又以胡奋、何桢为监军为路蕃后援，屯兵陉岭以北。其中何桢为持节，胡奋为假节，在西晋时期。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二千石一下官员;假节则只能在战时斩杀犯军令之人。所以何桢的级别比胡奋要高，他应当是西晋讨伐刘猛的主帅，这也是《武帝纪》只记载何桢平刘猛的原因。按照《北狄传》的说法，何桢素有志略，认为刘猛部众强盛而又凶悍，晋军虽有小胜，但以他们现有的兵力不足以平叛，遂使用反间计，暗中引诱参与叛乱的左部督李恪杀了刘猛，于是匈奴震服。刘猛死后，其子刘副仑投靠了塞外的鲜卑拓跋部，其部众由刘猛的兄弟刘诰升爰代领，诰升爰死后，刘猛的从子刘虎成为匈奴北部的统帅。此时匈奴北部的活动区域比刘猛时期要有所北迁，居住在新兴郡的虑虒县(今山西五台县)以北，十分靠近边塞，位于新兴郡东北约百余里。西晋边界地区生活着大量鲜卑族，刘虎部众又与鲜卑杂居，互相通婚，北人谓匈奴父鲜卑母所生之子为‘铁弗’，刘猛便以“铁弗”为部落名号。
刘猛被杀，并州的匈奴人受到很大震慑，短期内不敢再叛乱。直到274年匈奴人郝散再次反叛，但不久平定。由于郝散起义与齐万年起义相关，所以将在后文介绍。
5、鲜卑民族起源与迁徙
秃发树机能起义是西晋初年发生在西北的一次大规模民族起义，无论是参与的人数还是持续的时间都是刘猛起义不能比的。与刘猛起义不同，秃发树机能起义的主体是鲜卑族的秃发部落，他们内迁的历史很短暂，但反抗西晋统治者的决心却十分强烈，起义的持续时间将近10年，严重威胁了西晋西北地区的统治，“武帝为之旰食”，(《晋书秃发乌孤传》)甚至逼得晋武帝延缓发动伐吴之役数年之久。
鲜卑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从西汉开始由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向南迁徙，于东汉时期抵达塞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南迁，先后在古中国建立了前燕、代国、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等诸多政权，其民族最终彻底融入了中华各民族之中。要想了解秃发树机能起义的背景，就有必要详细介绍下鲜卑族的起源与迁徙。
在中国的古代，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民族林立，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总的来说他们归属于三大民族体系，一是肃慎，二是濊貊，三是东胡，这里简单介绍下。
肃慎这一民族十分古老，从周武帝时期已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是出于这一族源，以渔猎为生。濊貊族本是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商周之际才迁徙至东北，先后建立过濊国、扶余、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东扶余、南扶余(即百济)，生产以农业为主。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盛极一时，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在当时“胡人”这个词汇并非是指汉族以外的部族，而是特指匈奴人。东胡以游牧为生，后被匈奴所败，被迫向东迁徙，世代受匈奴奴役。鲜卑族正是东胡的一支。
匈奴打败东胡之后，部分东胡部落被匈奴的吞并，也有部分退居乌桓山，部分退居大鲜卑山。退居乌桓山的演变成了乌桓族，而退居大鲜卑山的则演变成了鲜卑族。当然了，东胡这一民族体系可不只鲜卑和乌桓这两支，还包括后来出现的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族。
《魏书》中提到鲜卑拓跋部的起源时，有如下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对于大鲜卑山的位置，历史上多有争议，直到现代考古发现，才最终揭开了谜底。史书曾明确记载，位于今天东北的乌洛侯国派遣使者于443年前往拓跋部鲜卑建立的北魏，他们宣称其国西北有个石室，“为先帝旧墟”(《魏书乌洛侯传》)，即鲜卑拓跋部落先祖居住、祭祀之处。于是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魏书乌洛侯传》)
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石室，同时在距离洞口很近的西侧石壁上发现了李敞祭祖时刻下的祝文。这一石室现名嘎仙洞，位于今天的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可见鲜卑族起先居住的地方距离中原相当遥远，气候寒冷，属于塞外苦寒之地。
由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鲜卑人一直有南迁的欲望。西汉时期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渔阳等五郡(今河北北部)塞外，部分鲜卑人开始向西南迁徙，他们填补了乌桓南迁后的空档，占据了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位于嘎仙洞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也开始南迁，《魏书帝纪第一》载：“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所谓“大泽”便是今日呼伦湖，位于嘎仙洞西南，两者距离近千里，这里多沼泽，并非优良牧场，所以拓跋鲜卑的先祖们在这生活几代之后继续南下迁徙。
东汉初年，乌桓由塞外进一步南迁至塞内，鲜卑则南迁至边境地区。从此之后，史书上开始出现鲜卑人抄掠边境的记录。在最初的时候，鲜卑人势力并不强，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乌桓一起行动，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后汉书洠鱹传》也有相关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日益强大，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49年，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乌桓、鲜卑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对其赐以钱币。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势力东起辽东，西至陇右。
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好事，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如今鲜卑崛起，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
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更赶上了好天气。
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过介绍：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别看只有1-2℃的变化，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这可不是巧合，正是这1-2℃的变化，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致使帝国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他们不断的南迁。
因为有南迁的动力，也因为有绝好的机遇，鲜卑人最终能够入主中原，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