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可否冲破（上）

要在一个人生地不熟，语言都不通的国家从头开始闯一番事业，谈何容易。更何况，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音乐方面可以说是强者如林，BEYOND要想成为那林中的一棵大树，谈何容易？

虽然做好了奋斗很多年的打算，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开始的日子会那么的苦闷。

后来BEYOND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一些在日本的生活。只言片语之中，所表达的却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之重。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黄惯中还记得乐队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惯中躺在地上睡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江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江，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每天以四五套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镪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

黄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的很近，经常聚，然后每次去排练，‘又是你们几个!’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嘛？”

黄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喝酒。那时候就是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但无可否认，黄家枸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按家枸的创作量他应该是很多很厉害，他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但黄惯中觉得，家枸在日本时的创作量并不大，他自己在日本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相对而言。叶世嵘的性格比较乐观，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也是那时侯，我开始学抽烟，一抽就不能停了。”

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吗？叶世嵘思索了两秒钟，坚定的吐出三个字：“不一样。”那不止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他们在录制《继续革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也有很大差距。

叶世嵘撵灭了手中的烟，继续说下去：“主要是公司的立场。第一张唱片我们感觉有点不太高兴的是，我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可是公司希望我们走流行的路线。”

Beyond那时年轻气盛，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慢慢我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江。我们妥协了，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我们就听了公司的话。”

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前者的国语版叫《BELIEF信念》，后者因为收录了《海阔天空》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国语版干脆就叫《海阔天空》。

《继续革命》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唱片公司觉得不够，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

黄家镪拿起《继续革命》的歌词页，抻开又折叠，折起又抻开，正面反面看了两遍，然后说：“《厌倦寂寞》是我在日本写的，阿Paul（黄惯中）的《温暖的家乡》，家枸的《遥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内容都是关于想念。阿Paul比较直白，就是想家。家枸就是用想歌迷，想情人来讲，我也是情歌，‘你不在我身旁，我很寂寞’。”

1992年初，Beyond到了富士山山中湖的一个录音棚录制这张专辑。叶世嵘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雪。

“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四个月。每天就是在里面录音。因为是冬天，整个酒店就我们一帮人，包括工作人员。一条马路，两边是雪，然后伸出一条小路，通到酒店，挺阴森的。想到一部电影就是《闪灵》（Shining）。”

《继续革命》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香江的时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到了日本，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梁邦.彦。

叶世嵘说：“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整个味道都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火气比较大，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

黄家镪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那时我们不太喜欢他帮我们编的东西，太软了，可能是唱片公司的要求，不太适合我们的个性。但我后来自己去听《继续革命》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好听，没有太大的问题。刚转变的时候会觉得适应不了，但慢慢觉得只是风格不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正如家镪所说，梁邦.彦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公司的需求。“做《继续革命》时，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有点难受。”

火气最大的黄惯中一时冲动，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10余年后，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景。

“我肯定发过脾气，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对着我们的大老板。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然后告诉我，我们日本人会这样做，我们日本人会这样想，我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江的团回来，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脸变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

当时所有人听到黄惯中这句话，都倒吸了一口气。在日本，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