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唐朝盛世下的深水炸弹:租庸调制度

【小说正文有一些历史深度,文字虽然很浅显,但里面会有一点点阅读门槛。对背景知识一知半解,很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因此在正式连载前,先提供一些经过作者提炼思考过的背景介绍,仅为一家之言】

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租庸调的初衷,就是“有田即有租,有户即有调,有丁即有庸”。

以上是租庸调的主要内容,也是唐朝安史之乱前,采用的主要田税制度。此法最先出自曹操,后又被很多朝代采用,到唐朝时逐渐完善。

表面上看,租庸调制度,只是一项寻常的土地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后世学者对于租庸调制度的研究,这项制度,已经变成了中古与近代(日本学者提出的)的标志性分界线。

西汉建立到安史之乱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古,之后到北宋前称为过渡期,之后到清末称之为近代,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很细致,很贴近于历史的真正脉络。当然,历史螺旋上升,其中不乏反复,不必多言。

历史的真实,它的变革与稳固,有时候往往不在于一个政权的更替,而在于它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各区域的经济联系。如果觉得这句话没有问题,那么可以继续往下看,如果觉得这句话不对,那么剩下的内容已经不必再看下去,纯属浪费时间而已。

租庸调制度,是脱胎于“均田制”的副产品,然而这个副产品本身太过于刚硬,以至于反而阻碍了均田制的再实施。自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度已经走进历史的墙角,不再被后世朝代启用。与之配套的府兵制,也一同灰飞烟灭。

租庸调制度的好处就不说了,这是封建帝国的开国神器,稳固基本盘的王道。不过福祸相依的是,前期用租庸调制度有多爽,后期付出的代价就有多惨,以至于到安史之乱后,这项制度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自我解体了。

租庸调对于当时唐朝政权的巨大害处,有以下几条,几乎每一条都无解。

第一,租庸调在实行的时候,分为课户与免课户。免课户就是皇亲国戚,上流统治阶级,高级官僚,这些人形成了关系网,可以说密布在全国各地,免税土地面积惊人!

本身就带有土地兼并性质的世家与权贵,再套上刻意放纵土地兼并的租庸调制度,承平百年日积月累之下,免税田就达到了数量骇人听闻的地步。

有人说封建社会都这鸟样,确实如此。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了维持统治,就必然要另辟蹊径的搞钱,不然就是死。租庸调制度没有提早被废除,是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催化剂。

租庸调制度这种“祖宗家法”,可以说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起码比安禄山的分量重了几百倍,虽然这个制度不是唯一的元凶。

第二,租庸调除了本身有免课户外,在设立初期,漏洞就极多。这项制度的弊病,被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给掩盖了,失去了最佳的革新时机。等中唐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首先,租庸调提出的时间,是在初唐,当时地多人少,根本就不用担心田不够分。因此租庸调的标准,都是以五十亩田为尺度来制定的。可问题是,到中唐时,普通自耕农平均连十亩地都没有了,交租的标准,依然是如开国时那样。

朝廷以为轻松的税收,已经变成了自耕农无法承担的大山。你手里没有田,但在官府账册上,你可以有五十亩,你也必须交出与之匹配的赋税!

这时候,农民有几个选择:1、造反2、把土地交给世家大户,让大户与本地官僚勾结,把你的账册取消,从此你变成黑户,脱离了官府的掌控,成为了世家与大户的家奴与佃户。

造反风险太大,还是世家大户温暖的怀抱比较妥帖。

你看,都不需要有什么天灾,光一条税收政策,就能把自耕农逼得删除账号上私服。

其次,租庸调制度,赋税是以“丁”为单位的,那么家里没有“丁”怎么办?没有丁就可以少交税啊!男人女装起来多么妖娆啊。

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代账册与实物表明,当地就出过好几个妇女比例占90%以上女人村。

还有,租庸调的“户”,并未规定户口大小。一百人为一户的事情也是有的,本地大族又无法免课的话,那就多户合并成一户,将需要缴纳的赋税压缩到极限。

而以上这些,都是基操,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骚操作。如果说封建时代土地兼并确实无法避免,那么租庸调的长期存在而不废除,就是统治阶级拼命维护自身利益拒绝改革的最好证明。

在上本书中我就说过,陈郡谢氏的谢道韫风流无双,貌美多才,但谢家却是在持续吃人,吃相也很不客气。

那是一个人吃人的年代,在看到上层社会风花雪月的时候,下层人过着怎样的日子,难道不值得去瞟一眼么?

最后,租庸调制度建立在严密的户籍账册之上,但以古代那个死亡率,每年更新账册只怕都来不及,更何况官府的执行效率,能五年更新一次,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哪里有那么多人力每年去清查?

绝户的人,田亩收不收?亏空谁来补?地方官员要不要政绩?

这些问题,租庸调制度被地方官僚诟病,时常见于史书。

第三,租庸调制度需要交实物,也就是粮食,布匹。这里头非常粗放,弊病重生。

不同地方,所产粮食,如果用来交易,价格是很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很多布匹属于特产,与普通的布价值相差极大!

粮食要交什么粮?

布匹要交什么布?

如果自耕农的布不好,为什么还要让小农自产,而不选择更好更快的生产方式?

这里头的弊病一言难尽,唐以后租庸调被淘汰,不是偶然的。没有人再看得上它,也不是偶然的。

第四,就算租庸调制度没有以上的所有问题,它还有一条隐性的,埋藏很深的,影响时代极为深远的弊端。

租庸调制度,将人直接分为了“地主”与“佃户”(准佃户)两种,扼杀了其他的可能性。

换言之,你是免课户,那么只要你活得够久家里有人才,那么你迟早就是地主。如果你不是免课户,那么十有八九,会变成佃户,天灾人祸你没法每次都躲得过。

在租庸调制度下,自耕农的情况是不稳定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变成佃户。

假如有人不想当地主,也不想当佃户,那么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就不提什么上升通道了,就直接说有什么路可以走。去寺庙里面,那也是佃户啊!在唐代,不事生产的和尚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

有,下九流职业等那个人着在,一旦进去,祸及子孙,没有战乱的话很难翻身。

你有田,就必须要交粮食,就必须要织布,就必须要服徭役。这项制度,将人死死的锁在了田亩里面,将普通人的出路,死死的限制在了本地。

天然的小农经济,天然的限制了消费,天然的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天然的限制了普通人的出路。

以此为囚牢,各地各行其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区块,死气沉沉。

而货币税收,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一直延续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可以逆天而行,不收货币税去收实物税的。

取消租庸调,是历史的大势。唐庭对抗安史叛军,有机会赢,但它对抗这个大势,赢不了,一丝机会也没有。

该废除的租庸调不废除,导致开元时期,全国的租庸调税收就开始每况愈下了。唐庭采用了种种办法敛财,那是正文里面会说的内容,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但是自开元末年的时候,唐庭就已经入不敷出,国家机器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个安禄山倒下去,会有千千万万个安禄山站起来。连弊病重生的租庸调都不废除,又怎么能坐得稳江山?

各位看官们,你们觉得安史之乱,只是安禄山和唐玄宗的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