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上）
在汉末三国的舞台，司马家族孤注一掷，全部出仕于曹魏，并成为三国最终的胜利者，由于司马懿的名气太大，司马家族其他人物的形象似乎只是作为他的附庸和延续，但事实上他们各有各的人格，也各有各的选择。本期秉承尽量介绍大家不熟悉人物的原则，为您讲述对汉末三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司马。
司马家族的渊源
司马，上古官名，在原始社会，这个职位负责掌管火。夏朝时，司马负责军事。周宣王时，担任司马这一职位的人名程伯，字休父。由于程伯在征伐徐国时立下大功，就将其官职赐给他作为姓。
殷王司马卬
战国时期，司马家族出了很多剑术高手，是赵国享负盛名的武术世家。战国末年，有一个叫做司马卬（音通昂）的年轻人凭借武勇当上了赵国的将军，却恰逢秦始皇灭六国……
秦朝末年，司马卬瞅准机会，跟随项羽灭秦，平定了河内郡（今河南省焦作市），受封为殷王，与汉王刘邦一样成为了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王之一。
两年后，刘邦要渡过黄河和项羽死磕，河内郡是必经之路。司马卬的都城在历史上大大有名，相信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和《封神演义》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没错，就是那个既充满艺术魅力又霸气绝伦的商朝古都——朝歌。可是朝歌的辉煌距离当时已经是八百多年前的事了，司马卬拿什么去跟已经占据富庶的关中地区的刘邦抗衡？他的地盘转眼就被汉军占了个精光。司马卬是个现实主义者，立马投降，表示坚决服从刘邦的领导，一起讨伐有恩于他的西楚霸王。
谁能想到到刘邦领导的五十六万诸侯联军竟然在彭城之战被项羽的三万人马打得大败亏输，司马卬很不幸的成为了唯一一位在此战中战死的诸侯王，没能看到后来刘邦阵营的绝地大反击。司马家族就只好在河内郡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三百年的时光。
征西将军司马钧
东汉中期，司马家族终于又出了一位大人物——征西将军司马钧。自匈奴衰落之后，东汉王朝的主要外患便是羌族，前后打了一百多年，是名副其实的百年战争。司马钧将军戎马一生，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汉羌战争，他经过不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了汉羌战场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将，因为他每战必败，胜率为零，是汉军避之唯恐不及的灾星，敌人却着实喜欢他得紧。
一个战绩如此不堪的武将，却能坐上征西将军的高位，这说明他一定有别的本事。司马钧的本事在于，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紧紧地抱住了当朝最粗的那条腿，邓太后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鸷的大腿。那么问题来了，司马家族当时也没有什么财产，邓鸷身为朝廷事实上的一号人物，手下也不至于缺人缺到这个地步，司马钧这么一个常败将军却能得到重用、提拔，这其中的原因限于史料不足，姑且理解为人格魅力吧……
可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就算朝中有人好做官，你也得差不多点儿！由于在公元115年的汉羌战争中表现的太不像话，司马钧终于迎来了下狱问罪的一天。司马将军虽然胜率为零，却也有着飞将军李广的骨气，他不愿受刀笔小吏的侮辱，在狱中自杀。
虽然司马钧结束了他并不光彩的一生，但他的人际关系是很不错的，由于交友广泛，他的子孙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豫章太守司马量
司马钧的儿子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这就是史书上对于司马量的全部记载。或许是由于老爹的名头儿太响，司马量没脸担任武职，捧起了书本，孜孜不倦，终于当上了文官。虽然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重文轻武的时代，做文官一则安全好混，二则可以提高家族地位。司马量是给司马家族改道的人。
颍川太守司马俊
到了司马量的儿子颍川太守司马俊，已经是博学好古、倜傥大度的文士派头，唯一与他形象不大符合的是他一米九一的身高。
司马量继承了家传的人格魅力，从家里的亲戚到外面的邻居、老乡都表示大哥我以后就跟你混了。虽然司马俊和他老爹一样只做到太守一级，但这两个太守的实际能量可不能同日而语。
因为颍川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京师洛阳之外人口最多，最为繁华的地方。这里是大禹的故乡，更出过吕不韦、韩非子、张良、晁错等历史名人，之后即将在三国舞台上表现活跃的的荀彧、陈群、徐庶、司马徽、郭图、郭嘉也都来自这里。尤其是颍川荀氏和颍川陈氏更是天下豪门大族中最具影响力的顶级世家，由于颍川世家在数量上的优势，足可以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并驾齐驱。
如果说毗邻京城洛阳的河内郡可以比作如今的天津，颍川郡更像是今日之上海。继承了家传人格魅力的司马俊担任了颍川太守，自然是与几大家族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甚至是实在的亲戚关系，经过司马俊一生的奋斗，河内司马氏跻身于当世一流门阀之列。
京兆尹司马防
司马防，字建公（149-219），颍川太守司马俊之子，司马八达之父，官至京兆尹。
由于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司马俊将河内司马氏引入了一流门阀的行列，司马俊的儿子司马防的早期仕途一帆风顺。他年轻时在州郡做官，26岁就被调入中央担任尚书右丞（中央政府副秘书长尚书仆射的助理，主管钱粮）。当时官员升迁需要有人推荐才可以，在尚书右丞的职位上，司马防保举了一个20岁的年轻人出任洛阳北部尉（洛阳市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长），让这个年轻人第一次坐上了领导岗位。这是一次改写司马家族历史的举荐，因为这个年轻人，叫做曹操。
司马防39岁时，董卓入京、独霸朝纲，杀人如麻，倒行逆施。有的忠臣义士仗节死义慷慨赴难，有的则是腹有良谋，曲意逢迎、暗自谋划。而司马防只是眼睁睁看着董卓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
42岁，为了躲避反董义军，董卓迁都长安。司马防当时的官职是治书侍御史（皇帝的秘书），乖乖地跟随董卓入长安。对于为数不多的这样老实听话的官员，董卓表示欣赏，将司马防提拔为洛阳令，到了长安就改作京兆尹。司马防虽然没有反抗，但也不想真心追随董卓。他的长子司马朗带着全家躲避战乱投奔他，他让司马朗收拾行李，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家乡再乱，也好过董卓的魔窟。然而，现实的司马防也不敢得罪董卓，所以他让家人离开归离开，自己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走。
43岁，董卓遇刺身亡，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杀回长安，李傕挟持天子，郭汜挟持百官。司马防还是乖乖得当他的人质，还是什么也没有做。
47岁，李傕、郭汜败亡。汉献帝被曹操接到许昌。估计是不愿给自己举荐过的年轻人下打工，司马防以年老为名，挂着一个骑都尉的头衔开始了养老时光。
64岁，曹操称魏王，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想起自己担任的第一个官职，请司马防一叙。酒过三巡，曹操很有兴致地问道：“孤现在还能当分局长吗？”司马防不卑不亢地回答：“当初举荐大王的时候，做分局长很合适”。
除了举荐曹操，司马防在事业上实在没有什么作为。但他在家庭教育上却很有一手。他的八个儿子（司马八达）在他面前，老爹不说进来，儿子就不敢进来，老爹不说坐下儿子就不敢坐，老爹不提问，儿子都不敢说话。他即便是参加宴会也是正襟危坐、一脸严肃，从来不开玩笑。平时就喜欢看《汉书》中的名臣列传，能背诵几十万字之多。
可是，无论司马防多么严肃、多么性直方正，也无论他是不是整天在家里背诵《汉书》，他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那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态度、处处以保全性命、保全家族利益为优先选择的人生哲学才是他留给他的八个儿子，尤其是三个较年长的儿子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最深刻的印象吧。
兖州刺史司马朗
神童
司马朗，字伯达，（171-217）司马防长子，司马懿之兄。官至兖州刺史，司马家族人格最伟岸的人，没有之一。
从《三国志司马朗传》来看，司马朗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8岁时，有一位和司马防同辈的朋友来司马家作客，在交谈的时候对司马防直呼其名。在古代的中国，只有皇帝、长辈、老师才可以对你直呼其名，平辈之间称字不称名，如果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行为。司马朗一本正经地对客人说：“不尊重别人的亲人，想必也不会尊重自己的亲人吧。”（真怪了，不是说老爹不问话，儿子不敢说话吗？难道是司马防问：“儿子，你怎么看？”）客人被这么一个八岁孩子不软不硬地教育了一通，闹了个大红脸，连忙道歉。
11岁，司马朗参加朝廷举办的神童考试——童子试，报名年龄限制在11-15岁。考官看司马朗身材高大，完全不像11岁的样子，怀疑他虚报年龄。司马朗正色回答：“我家上上下下几代人都身材高大，我只是基因遗传的好，发育得早罢了，虚报年龄以作弊这种事情，我是不屑干的”。结果司马朗被录取，11岁进入了当时全世界的最高学府——东汉洛阳太学。能够在东汉成为太学生，万里挑一，能够在11岁进入太学，绝对是神童。
归去来兮
19岁，袁绍组织的义军即将与董卓交战。司马朗预感到家乡要出事，就以司马家长子的身份，提醒临县的豪族首领李邵：越是危机时刻越要稳住本地民心，父老乡亲可都看着咱们呢。咱们两家要是乱了，两个县就没有主心骨了。李邵不听，率先搬家逃跑。李家一跑，全县都乱了，良民逃跑，刁民趁火打劫，再加上盟军的散兵游勇到这里打秋风，司马家遭遇了打砸抢。司马朗带领全家进京投靠老爹，千辛万苦，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把全家平平安安带到了洛阳，老爹却让他回家。可人家董卓的势力范围，哪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早有密探把司马朗要出京的事情报告董卓，董卓震怒，亲自审问司马朗，打算杀鸡儆猴。（我很想问一下司马防，老先生，这时你在哪里？主意是你拿的，出事儿让你儿子一个人扛？）
面对杀气腾腾的魔王董卓，司马朗丝毫不为所动，依旧沉着冷静。
董卓看到司马朗气度不凡，不禁另眼相看，先问了一个很有长辈风范的问题：“你今年几岁了？”
司马朗不卑不亢：“虚度十九。”
“哦？”董卓突然有些感伤：“我儿子要是活到现在，也是这个年纪啊，你跟我死去的儿子同岁，我那些该死的手下却差点把你杀你了啊！”
司马朗本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没想到因为年龄的巧合触发了董卓少有的人性光辉。他决定撒一个谎，夸赞董卓品德高尚，但在迁都时搞得人人自危与董卓一贯光明磊落、卓尔不凡、英明神武的形象不符，使董卓羞涩得红了脸。最后，司马朗还安慰董卓，只要你改正错误，就能成为与日月同辉，与伊尹、周公一样的大圣人。
听完，董卓决定，放人。
但放人不等于允许你出城。如果说，官二代比平民子弟有什么优势的话，就是见识，见识包括学识，也包括潜规则。司马朗先是用学识狂拍董卓的马屁，紧接着就遵循潜规则，不惜散尽家财贿赂董卓身边说的上话的人。行贿之后，司马朗顺利出京。但此时老家也不安全，想来想去，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叫做赵威孙的亲戚，在黎阳握有一支争霸不足，自保有余的军队。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司马朗还是先回老家劝说父老乡亲和他一起走，可人们宁可死在熟悉的土地上也不愿苟活于陌生的环境，更何况，形势不见得有你小子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不过才十九，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只有赵咨相信司马朗的判断，带领全家跟随。赵咨一家自此与司马家结成世交，赵咨之子后后来成为了司马家干将。
司马朗刚走，袁绍领导的义军驻扎在温县附近，义军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四处烧杀掳掠，温县人被杀了一半多，比董卓军杀的人还多。然而董卓是魔王，他们是义军，呵呵。
24岁，刚刚崛起的曹操和流落到黎阳附近的吕布开战。黎阳的安宁被打破，司马朗再度带领全家回到温县老家。当年发生饥荒，司马朗收留抚恤宗族众人，教导诸弟，经历过生命中无数次突如其来的繁华与苍凉，司马朗已经从弱小的身影成为别人可依靠的肩膀。。
出仕曹操
司马朗31岁时，刚刚取得官渡之战胜利的曹操成为中原霸主，心情大好，打算报答一下司马防的恩情，听说司马防的儿子们已经长大了，派人征辟司马朗和司马懿前来做官。司马朗欣然前往，在曹操的司空府当了一名属官，后来提拔为县令。
司马朗在县里施仁政，待人以宽，从不使用当时流行的鞭杖之刑。由于战乱，洛阳人口凋零，朝廷就把附近州县的人口迁徙一部分进京。后来县里需要百姓服役造船，已经迁走的百姓听说了，担心司马朗这边人手不足，人们奔走相告，自发地回来帮忙，司马朗竟然受百姓爱戴到这个地步！曹操听说以后也很惊讶，调司马朗到身边做秘书。
司马朗向曹操进言，说天下大乱的根源是是因为秦朝取消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的制度，而地方郡国又没有练兵备战的缘故，现今虽然不需恢复五等爵位，但可令地方郡国召集常备士兵，既能抵抗外族的侵略，又能震慑有不轨之心的乱臣，可以做为长治久安的对策。
司马朗还提出应该恢复西周时的井田制度（国家按照人口分配土地，土地国有，不得私自买卖），以前人们世代相传拥有土地，难以征收后重新分配，现在正值乱世，人民流离失所，土地无主，刚好可以借机恢复井田制。司马朗恢复井田制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执行，但地方州郡领兵这项政策，则是出自司马朗的建议。
再世神农
后来司马朗又升为兖州刺史，他生活简朴，以身作则带动简朴的风气，实施的政策都被百姓们称赞。这时的司马朗完成了从被人评论到评论别人的华丽转身。当时有个叫做李觌的名士，别人都夸，只有司马朗经常公开地批评他；后来李觌果真败亡，人们不得不佩服司马朗的眼光。朝中钟繇、王粲等人发表言论说：“只有圣人才能让天下太平。”，司马朗则说：“伊尹、颜回虽然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的德行言论在民众中代代相传、深入人心的话，也可以成就太平盛世。”曹丕很喜欢司马朗，称帝后曾派人手抄他的的言论文章。
46岁，随军征伐东吴，军中爆发瘟疫，司马朗亲自巡视，给士兵们分发药物，自己却感染了疾病，因而病死。他去世之后，兖州的老百姓都非常怀念他。
《三国志》是西晋史官陈寿所著，司马朗是司马家族唯一一个在《三国志》中列传的人物，那么在陈寿笔下貌似完美的司马朗，是否也有他的不足呢？
司马朗有他不智的一面，眼看危险迫在眉睫，他竟劝说临县豪族李邵和他一起老老实实呆着。在提出建议时要想避免给人灌输或强迫的感觉，不能诉诸于理性，而应诉诸于利益。司马朗和李邵说的正是大道理，而非陈述利害。而且，如果李邵听从他的建议，难道他就真的带着全家老幼在温县听天由命吗？背井离乡逃亡之后，不首先选择黎阳而是只想着投奔父亲，结果差点把全家断送，凭着侥幸和破财才逃脱，绕了一个大圈子才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当然，司马朗毕竟当时只有19岁，突然肩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也确实难为他了，指出这些只是对其完人形象的必要补充。
司马朗还有他迂腐的一面，他对井田制的憧憬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自战国时期井田制崩溃以来，明白人都知道这套制度已经过时了，只有王莽傻不拉几地想要恢复结果就是民怨沸腾身死国灭。好在司马朗没有像他的弟弟那样执掌过国家大权，不然单凭他的政治理想他就注定要做第二个王莽。
世上的父母多数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神童，但神童普遍具有一个弱点，不能理解普通人弱的一面，容易偏激和孤独，纵然能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却不善用人，也就无法作为领袖，完成大的事业。更令人叹息的是天妒英才，神童总是难以长寿。司马朗不是一个优秀的谋士，更有着迂腐的一面，但他临危不惧的气度和担当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英年早逝是令人痛惜的，而他的仁慈和善良，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尤其是在民生方面，他对百姓、对士兵的付出更是无可挑剔的满分，你几时再见过一个能让百姓自发回县里帮忙的县令？几时再见过一个面对传染病能够亲临一线的官员？神农为了人们的健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这个层面来看，称司马朗为再世神农并不为过。
再世神农司马朗，是司马家族唯一一个忧国忧民、无私付出的人，是家族中人格最高尚的一员，即便是在整个曹操势力范围内比较，也当与荀彧并驾齐驱，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司马朗的仁者爱人是为了收买人心，沽名钓誉。对此我只想说，所有的利他行为都应该被鼓励，即使布施者最后也得利。
安平王司马孚
早年经历
司马孚，字叔达，（180-272）。司马防第三子，司马懿之弟，北宋名臣司马光先祖。司马家族最长寿、最矛盾、最痛苦的人。
司马孚年轻时就表现出性格温和而坚持自己原则的一面。躲避战乱的逃亡途中，也坚持读书学习。有一位叫做殷武的名士，因为获罪被流放。司马孚前去探望他，与他同吃同住，当时的人都给他点赞。
出仕曹魏
在司马懿出任曹丕的属官之后，只比司马懿小一岁的司马孚出任曹植的属官（具体时间不详，至少在28岁以后，37岁之前）。曹植恃才傲物，盛气凌人，司马孚总劝他低调点，一开始曹植嫌他烦，后来估计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的唠叨，干脆向他道歉。因为曹植一生都没有改掉过恃才傲物盛气凌人的毛病，说他是因为听进去了司马孚的劝告才道歉难以令人信服。当时曹操的继承人无非是曹丕和曹植两人当中选择，司马家族这么明显的两头堵押宝竟然没有引起曹家的猜忌和不满，令人着实纳闷。
37岁，曹丕胜出，成为魏王世子。司马孚升任太子中庶子（太子的老师）。司马孚毫无心理压力地开始为曹丕服务，从他一生的原则来看，曹植对他是相当不怎么样，甚至有可能怀疑他是曹丕的眼线。
40岁，曹操去世。曹丕哭得人事不省，司马孚劝他说：“先王去世，天下人都等着您来领导，怎么能跟个老百姓一样就知道哭呢？”曹丕又哭了一阵才说：“有道理啊。”同时，大臣们也是哭成一圈，不站队伍。司马孚严厉地说：“先王去世，天下震动，应该赶紧参拜新王安定天下，你们光哭有什么用？”这些其实都是曹丕的心声，但是曹丕总不能自己说出来，司马孚真是贴心人。
曹丕篡汉，需要提拔一些干部。曹丕身边的人就给人事部门做暗示，打算就提拔曹丕做太子时的旧臣，外人一个不要。司马孚身为曹丕旧臣却颇识大体，以大局为重，劝曹丕自己人要提拔，外人也要提拔。曹丕听从，并且将司马孚任命为机要秘书兼管部分禁军。
41岁，刘备伐吴，孙权向曹丕称臣，按说应该把魏国的降将于禁送回来，但是等了很久人还没到。曹丕问司马孚：“叔达，你怎么看？”司马孚说：”这都不是事儿，等等看，于禁不过是年三十儿的凉菜，有他也过年，没他咱也过年，犯不着为了一盘凉菜跟孙权翻脸，于禁没回来应该是有别的原因。”后来于禁回到了魏国，果然是因为有病才滞留的。这件事之后，司马孚被封为关内侯，又衣锦还乡到老家河内郡管过一段时间的屯田事务，再到清河郡当了一阵子太守，摆明了就是京官挂职锻炼以备重用。
累有功勋
46岁，曹丕去世，曹睿即位，度支尚书（财政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一职空缺，曹睿想任用司马孚，咨询身边的人：“司马孚有他哥哥的风范吗？”身边的人回答：”那必须的”。曹睿说：“朕有司马兄弟二人，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于是曹魏帝国一手收钱一手花钱的大权就都交给了司马孚。
曹睿时代，帝国的主旋律是抵抗诸葛亮。司马孚不满足于管钱，在战备上也提出了主张：
第一、每次诸葛亮来袭，边境的部队抵挡不住，在边境上长期驻扎大军则过于消耗国力，可每次都调中央军驰援又贻误战机，应该在京城和边境之间设置两股机动部队。
第二、关中地区连年交战，粮食物资储备不足，应该从冀州调五千名农夫过去，秋冬训练，春夏屯田。这样就可以针对蜀军后勤补给不给力的弱点和他们拼消耗。
这两条建议都被采纳，曹魏帝国的漏洞被打上了补丁，使诸葛亮的北伐更加举步维艰。司马孚因功升任尚书令（中央政府秘书长）。
夹缝求生
59岁，魏明帝曹睿驾崩，齐王曹芳即位，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司马孚担心遭到曹爽集团的打击，以离休的姿态什么事都不管了。
69岁，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司马孚是主要参与者。他的任务是和司马师一起控制住重中之重的司马门（偏偏是这个名字），控制皇宫。政变成功，司马孚因功进爵长社县侯，保持尚书令官位的基础上又兼任侍中，不久又升任司空。
71岁，太尉王凌发动淮南一叛，被司马懿消灭。司马孚接替太尉（国防委员长），这一年，司马懿去世。
73岁，声望达到顶点的吴国太傅诸葛恪倾全国之兵围攻围攻魏国的军事重镇合肥新城。司马孚领兵二十万防御，诸将都想迅速出击，司马孚说：“进攻的一方是要吃亏的，咱们先用坚城消耗他一下，不必和他硬拼。”故意滞留了一个月才进军，吴军爆发瘟疫，听说魏国援军将至，果然望风而逃。这次成功其实颇为侥幸，并不能说明司马孚有多么高明。只是当时魏国军政大权已经在司马师手中，司马孚作为司马家族最年长的长辈，官位已经位极人臣，不求立功但求稳妥罢了。
74岁，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孚没有参与。
75岁，姜维来袭，魏国雍州刺史王经战败，司马孚镇守关中，统领大军。依然不与姜维交兵，坐待姜维败于征西将军邓艾与安西将军陈泰之手。姜维撤退，司马孚回到京城，出任太傅（皇帝的老师）。
魏之贞士
80岁，魏国丞相司马昭要篡位的心思，连扫大街的老头儿都知道了。魏帝曹髦不甘心做亡国之君，谋划在宫中设伏擒杀司马昭，不幸被叛徒出卖。曹髦一不做二不休，拼死一击。带领几百名由禁卫军和老弱仆人组成的队伍向丞相府进发，虽然以曹髦的这点兵力无异于飞蛾扑火但他毕竟是名义上的皇帝，他手持宝剑，站在车上亲自指挥。相府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和皇帝动手。危急时刻，司马昭的头号心腹贾充想“挺身而出”又不敢自己动手，就忽悠当时恰巧在他身边的太子舍人成济：“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还不赶紧上！”成济心眼实诚，仗着有贾充撑腰，一矛就把皇帝从车上戳下去，还不放心，又补上一矛，把皇帝刺穿，曹髦当场死去。
中国历史上，毒杀皇帝的事例不少，反正可以对外宣称是暴病而亡。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弑君的，仅此一例。当时的朝中大臣得到消息谁也不敢前去，唯有司马孚以80高龄赶到现场，把曹髦的头放到自己腿上哭着说：“我来晚了啊。”并要求严办主谋。
司马昭闻讯，赶紧逼太后立了一个完全听话的傀儡曹奂为帝。将刚刚死去的曹髦追贬为庶人。司马孚看不下去了，要求至少要以诸侯王的礼仪埋葬曹髦。司马昭碍于他是长辈，不得不给这个面子。
85岁，西晋代魏，魏帝曹奂被贬为陈留王。司马孚去送别，拉着曹奂的手，难以自制地老泪纵横，说：“臣到死那天都是魏臣。”司马炎称帝，封司马孚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其他诸侯王最多不得超过两万户）、太宰（皇室委员会委员长）、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杀中层以下官员）、都督中外诸军事（天下兵马大元帅）、设置官署（可以任命自己的属官）。
每次参加宴会，晋武帝司马炎都向他下跪行礼，敬酒为他祝寿，并让他出行乘坐和皇帝一样规格的车驾。司马孚虽然受到了这样的尊崇，但并不觉得光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始终闷闷不乐，忧郁叹息。
92岁，司马孚去世。遗言说：“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我是魏国的纯臣，来自河内郡温县的司马孚，我没有像伊尹周公那样匡扶社稷，也没有像伯夷、柳下惠那样刚烈偏执，我这一辈子做人做事，始终坚持原则，我死后要用最简单的薄棺材，穿着平时的衣服下葬。）
一生真伪复谁知
后世对司马孚的评价有很大的分歧。赞扬他的人说他妥妥的魏国忠臣，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得便宜卖乖，左一句我来晚了，右一句我来晚了，唯独分蛋糕的时候他不来晚。惺惺作态、大伪似真、大奸似忠。
司马孚并不高尚，但也不至于是一奸诈小人，他只是一个深陷忠孝难两全困境的矛盾、痛苦的人。懂得羞愧的司马孚是做人的底线，他以魏国纯臣的姿态恶心司马炎，导致在他身后，他的子孙备受打压。在士族普遍倾向于孝先于忠、父先于君、家先于国的时代，难道要求司马孚与家族决裂，去大义灭亲？即便他有这个心，离开了司马家族的他，也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了。
汉末三国的时代，名士们都在家国利益之间痛苦挣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公而忘私、以天下为己任，可是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越来越多的人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尤其是豪门大族，仅仅是一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就会将整个家族陷入万劫不复。现实一次次教育他们：只有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家族利益才能得以保全。好在三国前期，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让世人看到了公平，刘备的惟贤惟德让世人看到了正义，孙权的用人不疑让世看到了诚信。三国中期，也还有诸葛家族的鞠躬尽瘁，苦心孤诣来感天动地。然而这些伟大人物的光荣与梦想却都经历了飞扬与落寞，天下终究还是归属于以厚黑学立身的司马家族。
由于公开弑君的巨大污点，晋朝的意识形态只能在孝上做文章，根本就没有脸面去要求臣民效忠。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彻底崩坏。自此世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面对国家兴亡，不愿担当。这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击败过游牧民族的农耕民族，曾经前仆后继、齐心合力将全盛时期的匈奴击溃的伟大国家，却因为道德崩坏，向心力的遗失亡于匈奴、鲜卑、羯、氐、羌之手，中国历史也自此进入了兵火连天、人心丧乱、暗无天日的三百年浩劫。
这一切，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司马家族，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每一个没有坚持公平正义诚信忠诚的人都有责任。但司马家族作为三国最终的胜利者，享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就应该担负起教化人心的责任。儒家的道德体系诚然迂腐、教条，常常令人厌恶，但忠孝结合的道德体系毕竟能保持国家的向心力，共御外侮。由于《三国志》成书于晋朝，《晋书》虽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却也是根据晋朝官修史料编纂，《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更是司马孚的子孙，有关司马家族的这三部正史难免立场上有所回护，《三国演义》又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丑化曹魏的同时也就对增强了司马家族篡权的正当性，再加上司马家族毕竟建立了一个朝代，古代读书人又普遍有着为尊者讳的传统，于是司马家族的成功为世人所熟知，不光彩的一面却得到了掩盖和粉饰。
将历史人物评价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意义有限，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带来的影响、后果似乎更有价值。至于动机，也不能带着偏见，最好是尽可能地去理解当事人的处境，而不是盲目地崇拜或轻易地嘲笑。历史其实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引发什么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