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0二章附录

这个附录是早先想写的,写了一半,懒了懒,就放了下来,现在觉得放到这里挺合适,于是又捡了起来。

先说几件亲身经历之事。

这第一件事,是在大约2000年左右,曾经接待了一个香港商人。那个时候上海浦东刚开发,饭桌上闲聊,这个商人就认为,上海将是香港以后最大的竞争威胁。

另一件是三年多之前到广州出差,乘出租车的经历。

私家车对现在的兄弟们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出行多打打“的士”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塞车时代”,有时候省钱省事不说,还能和司机侃一侃,多少知道点各地的风土人情。

(古人曾讲过如何了解民意,那就是多听听“贩夫走卒之言”。玩笑话哈,可不是对有些兄弟不敬。)

因为到宾馆的路有点长,加上又是下班的高峰期,堵车严重,所以就和司机多聊了一会。印象最深的,是说着说着(好像是由观光、购物上),话题就转到了香港,而这位司机大哥当即就表达了对香港人的不满。按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个广州人去了香港,他们竟然也称我是‘表叔来了’”。

(广东话在下了解不多,但大概还知道,这个“表叔”的称乎不咋滴。)

随后他很是不屑地撇了撇嘴:“其实过去是他们到广州,我们称他们表叔来了。”

至于最后一个,就是大概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共和国的立国初期,个人往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

讲这三件事,是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关联性。

可以肯定地说,在共和国的立国之初,香港不仅无法与过去的“东方明珠”上海比,连广州也不如。

中国以前的城市能被称之为“大”的,只有一个“大上海”。老话中还有,“雾重庆,雨桂林,夜上海”。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繁华。

香港是在1840年被英国强占的,这就说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成效其实并不咋样。

甚至在共和国立国之初,有些上海的工商业人士已经跑到了香港,结果又跑了回来,原因有两点:一个香港和上海相比太差,另一个和当地人语言上难以沟通。

很多香港商人都清楚,在过去的海洋贸易时代,上海能成为亚洲金融、贸易中心,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因素,这点根本是香港所无法相比的。

当时的外国资本(包括英资)进入中国,主要是在上海,而不是香港。你比如说以前汇丰银行,它的亚洲总部就设在上海。

资本是逐利的,英国自己的资本都往上海跑,由此可以想见其它。

那么香港是如何后来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就是有了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末、这个东亚之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对决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上流人士”、包括工商业人士逃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以及和黄金挂钩的美元。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二战刚结束、黄金仍是货币发行的基础、各地资金均十分短缺的背景下,它给香港带来了宝贵的民间发展资金。

其次就是由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所带来的“地利”。这又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上海失去了亚洲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二就是香港被共和国的开国者们刻意地保留,充当了共和国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通道”或“桥梁”角色,这就给它带来了“地利”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后人现在其实无需什么内幕就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共和国“无法无天”的开国者们既然敢于收回租界,甚至在长江上向英**舰开炮,他们当然不会在乎再多个香港。将香港留下来,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之步骤。

其目的,大约既是为了保持一个和西方交流的“通道”,同时也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留有一个能够私下里直接沟通的“桥梁”。

另一个“澳门”怕是被掩人耳目地当作了一个陪衬,或者是当作了一个“备份”。

后面有许多已发生的事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乒乓外交”中的美国运动员访华,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却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香港进入内地。

而两岸之间私下里通过香港的信息沟通和人员往来,更足以给人以想象。这实际上都不需要什么披露,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集团,表面上斗归斗,私下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个字,“盘根错节”。

香港的这种“通道”或“桥梁”角色还反映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著名的广交会上。一般来讲,这种大型的对外贸易交易会本应该放到既是海运中心、内陆交通也更便利、当时实际上还是全国制造业中心的上海,却将它落户到了广州,显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要对当初在棋盘上落的子加以利用。

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香港在“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起飞,而且也当然不能否认香港当地众人的努力。只不过还应该看到,香港的繁荣是与这个“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绝对分不开的。

会不会有后人来问:香港在这一时期从共和国的转口贸易中得到多少利呢?

无论如何,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至于“亚洲四小龙”差点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某种神话。

当共和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通道”或者“桥梁”的角色,它更取得中国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在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上达到了顶峰,整个华南地区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与之有关,而且其影响力还扩大到了更深远的内地。

恐怕今日仍有很多人对当年的“港商”记忆犹新。

但理性的讲,香港的这种中心地位很快就开始弱化。原因仍然与它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在“贸易”或“交往”中,如果开始的时候因陌生,双方还需要一个“中介”,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中间环节必然会被双方跳过。

更何况共和国后来施行的是全面开放政策,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如邮件、视频等等愈发加速了这种进程。

如果能回看历史更远点,甚至都还可以说,当中美在七十年代开始重新交往时起,这种趋势就已经预定了:上海注定要回归它本来的角色和地位。

香港其实是幸运的,因为随后它就遇到了九十年代末西方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只不过这时候它已“回归”,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扶持。

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东亚之国的领地,它的好与坏、繁荣与衰落与这个东亚之国又有何关系?

香港前段时间很热闹,但这种“热闹”,不仅失去了“人和”,而且不知道是否预示着另一个历史的回归。

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地理等因素来看,中国南部的中心本应该为广州。但由于种种因素,广州的这个中心地位至少于经济上,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里被香港所取代。

据说当初还曾经有过香港-深圳大特区的想法,后因香港方面担心内地人的涌入,就此反对,此议作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着如此狭隘想法的香港,是担不了这个东亚之国南部中心重任的。

相反,从外人来看,要想突破香港环境、空间上限制、发展的困局,就只能更多地融入到珠三角大经济圈当中去,而不是排斥。

《三国演义》有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当“天时”不再被独享,“地利”也已不明显,假如再失去“人和”,那么,某种历史的“回归”恐怕就未必不会成为必然了。

香港的某些人似乎颇以能认、能写、还在使用繁体字为荣,且还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但在个人看法中,不说这个能认、能写繁体字的内地有很多,更关键的是,真的懂得这个东亚之国文化中的精髓了吗?

最后说一句,所谓特区的政府,完全可以视之为对唐、宋“羁縻州”制度的一种现代灵活运用。